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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湖南农民被侵权又被凑数“扫黑”太荒诞,判决书缺乏法理基础

2021-05-13 16:12

“(钟河)电站投资方与新村委会私下签订100年的电站使用合同,每年给我们村每人只有16元的补贴,这个合同没有经过村民代表的讨论、表决和同意,是违法合同,村民知道项目开工后,村民上访维权及投诉电站侵占农用地,于是与电站发生冲突,老百姓是为正义而战,结果却被一而再再而三打击报复。时隔7年之后,也就是2019年突然又被扣上“组织黑社会”的帽子,李祖贻20人被抓,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的农民,之前没有任何前科,何来组织黑社会?村委会签订100年的合同违法在前,每户16元的补助能干什么?谁见过患有双侧股骨头坏死的70多岁的农民还能组织黑社会?作为一个老百姓,又怎么能够威逼政府出资几千元而成了黑社会?恳请大家能够帮助我们指一条路子!”李祖贻的亲人说完站起来向大家鞠了一躬,泪水夺眶而出。

李祖贻,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土市镇新村人,是案件当事人,让他和他的亲人感到绝望的是17年前发生在本村的钟河水电站引起矛盾纠纷一直延续至今。

事情的详细情况是:上个世纪90年代,新村村民李宗尉牵头在新村建设钟河水电站。在该电站入股有30多人,其中大股东包括蓝山县多位领导以及原永州市人大代表王某、村民李宗卫等人。由于官商的双重入股,该电站获得蓝山县水利局和蓝山县发展计划委员会的立项批准,但一直未获土地使用权。

2007年6月13日,钟河水电站建设部与新村村委私下签订了合同和补充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为:1、合约时间是100年,前五十年每年交给村委会18000元;后五十年每年交给村委会26000元;2、从发电之日起每年每人补贴16元(后改为24度电)3、电站征地补偿价格为:水田10000元/亩,旱土4000元/亩,荒土2000元/亩,荒滩1000元/亩;4、钟河电站为新村修建环村水泥路约2200米1400m³5、钟河电站负责疏通拦河坝下游300米堆积的卵石。

签这份合同前,村委没有组织任何村民大会,未征得村民意见和允许,这是本案的起源,也是以后所有波折的开始。村民质疑:谁见过100年的合同?村民每年补贴16元能干什么?新村本身就是一个很容易被淹的村子,如果再有水电站故意蓄水,那么以后淹水怎么办,被淹之后的损失又怎么补偿?甚至,他们将面临永久离开生存之地,因此,他们不同意此合同。正是这个《合同书》打破了一个村庄的宁静,一个个曲折血腥故事在这里展开。

2007年9月18日,钟河电站擅自开始建设机房、渠道、引水坝工程。当时新村村民绝大多数不知修建钟河水电站的事情,为弄清里面的实情,以李祖贻等人为代表的村民向村委了解水电站的建设、补偿以及规划以及审批手续情况,遭到村委会的拒绝。

村民强烈要求在事情未弄明白前,不得随意开工,而投资方坚持施工。在此期间,县、乡政府先后2次组织新村村支两委干部、电站负责人和李祖贻等人召开协调会,双方均未达成一致意见。期间村民按照程序向市土镇、蓝山县级、永州市、湖南省有关部门逐级反映此事, 5月20日蓝山县委办公室回复了此事,其中以县人民政府名义,责令电站方全面暂停施工。

但后来出现对峙局面,电站投资方在违法征用的土地上竟然画上警戒线,不允许新村人踏入。2008年3月5日清晨, 200多村民集体自发将警戒线清除,并一同将钟河电站施工厂棚推倒。2008年3月20日,蓝山县有关部门以“毁坏公私财物罪”将李祖贻、李祖明(已故)、李祖勇三位村民抓捕。

而后极度愤怒的村民出现过激行为, 2010年11月11日上午10时左右,村民李祖贻被……,矛盾进一步激化。直到2011年3月,三位村民的案子重新开庭之后,李祖贻再次被释放出来,案子依然没了结

2012年5月15日,电站方挂着条幅、烟花,高调复工。

 

水电站开工建设

6月12日,村民去阻止电站施工(因没有依法征收和补偿,无权开工使用农用地),戴着钢盔、手握日本军刀的电站方面人员李秋生、李宗社挥刀砍向李祖贻、李金生的头部,而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自身权益的村民,在遭受侵害自卫反击时与电站方人员发生了冲突。这次冲突造成近几十人受伤,是整个钟河电站纠纷过程中最严重的冲突。村民的所有医药费全部由村民自己承担。

这次冲突之后,蓝山县并未追究电站方面在这次斗殴中的责任,钟河水电站停建,圈占村民的上百亩土地荒废至今。

新村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7年之后的2019年4月30日,李祖贻因涉嫌聚众斗殴罪被刑事拘留。2019年7月19日,李祖贻的妻子收到《逮捕通知书以组织黑社会的罪名,被羁押在看守所,与李祖贻一起被关押还有李祖勇、李宝证夫妇等六人

2020年7月8日,李祖贻的律师收到中院法官的口头通知,本案不开庭审理。

2020年7月30日,二审裁定书出来,认定李祖贻等人犯有参加黑社会组织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聚众斗殴罪等八项罪名。

面对以上情况和证据,专家认为:新村村委会与钟河水电站签订的违法合同是本案的起源,是该合同造成村民与水电站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村委会刻意地将群众推向水电站的对立面。由于水电站的主要股东是县委干部、地方富豪,有权有势,左右了当地某些官员的行为,也就是说当地腐败官员成为水电站直接站台人,他们共同侵占新村村民的合法权益。

两级法院积极配合,将70多岁的李祖贻等人列为黑社会的组织者,这是典型的官商勾结,打击报复,打黑成为黑打! 判决书对罪名的分析简直是可笑之极,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洞穿了法律的底线,是湖南在扫黑除恶中制造冤案的反面典型,严重违背习近平法治思想!

中国改革20人论坛成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教授认为

首先、这个案子最基本的是村委会与钟河水电站签订的《合同》是非法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明文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其中第五项,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第六项,宅基地的使用方案,第七项,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这些都必须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村委会只是办理事情的代表,无权决定这个合同的细节。因此,在没有取得村民同意的前提下,签订这个合同完全是违法,而这个违法是本案发展至今的根源,他决定了村民的行为具有合法性,村民的反抗是正当防卫,是维护和捍卫《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行为。

其次、根据20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公务员法》的规定,公务人员是不能入股商业行为,建立水电站完全企业行为,2007年所签订的水电建设股份种,有蓝山县副县长,工商局副局长、信用社主任,这些都是违法行为,当然也是本案走到今天的关键所在,因为他们的利益被损害了。

再次、非法征用土地:村民没同意,县里没同意,所以这个电站在土地问题上是非法的,反过来农民行为是合法的,是维护法律尊严的。

这样从根本上决定了电站方面、村干部方面和他的支持者方面,整体上来说都是站在非法的立场上,所有他们的行为都是一整套的非法行为。农民一方可能有个别过当的地方,但是农民一方都是站在法律的立场上,虽然农民不懂法律,但是他们的做法总体上是合法的。

    具体来看,比如把工棚拆了,说是破坏公私财物罪,这个财物是非法建筑,电站方面非法地把工棚建到人家合法的土地上,村民给你拆了,活该。

    还有寻衅滋事,这个问题很清楚,电站方面有备而来,带着刀带着凶器过来的,是电站方面寻衅滋事,农民方面是正当防卫。总体来说,寻衅滋事的是电站一方。而且地方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支持了电站违法的一方,政府部门也是寻衅滋事的参与者。地方政府部门这一方一点正义都没有,一点合法性都没有。

还有警车被掀的事情,判决书说这是执行公务,请问何为公务?合法的才是公务,不合法的不是公务。整个电站方面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地方政府在这里支持的是一个非法的行为。支持非法行为绝对不能定义为执行公务,现实是电站这帮股东要抢占农民的土地,获取暴利或者某种利益,而地方政府方面站在了私人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法律的立场上,不是在执行法律,而是在执行金钱的意志,或者执行少数人、非法者的意志。因此,这是政府行为违法了,农民是正当防卫。

至于所谓黑社会,只有连续不断的有组织的犯罪的集团才能叫做黑社会。所有的当事人都没有任何前科,怎么能够叫做黑社会组织?黑社会总得干很多事情,总得有密切的组织啊,过去一定有前科。仅仅偶然因为这一件事,大家组织起来正当防卫,不是黑社会。

至于所谓扰乱交通秩序罪,什么交通秩序?警车开来的是干什么来的?你是在执行极少数的股东的意志,破坏农民利益,破坏人民利益的事情,人家阻拦你天经地义,完全正当。你们是在做非法的事情,农民在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阻止你有何不当?

某书记出来说他支持,严格说来,他没有资格说这个话,也没有资格表态,因为这是民事,这是公民之间的财产纠纷,不是政府的事务。建立钟河水电站完全是一个私人项目,是私人去协商的,不要以为政府可以插手任何事务,可以决定任何事务,这个事情政府是不能决定的,是要由市场决定的、社会来决定的。所以书记,还是管党务的,不能因为你支持,电站方面就有了合法性。

最后、真正要说犯罪,谁违法谁犯罪?第一是某些村干部犯罪,村干部是整个事件的头号犯罪分子;第二个违法的是电站方面,电站方面与村委会签订了一个非法的合同,所以,所有执行合同的行为全部是非法行为。第三个违法的是政府有关官员,因为你们支持的是一个违法的事情,你们是在这里面协助了违法的势力,是你们在违法,而不是农民在违法。

而且最后弄到了所谓扫黑,硬是把这些合法的农民、受欺负的农民打成了所谓黑社会,完全是一个很黑恶的事情。

目前,这个案件完全是颠倒的,是对中国司法体制的挑战和亵渎,是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法治思想的行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犯罪学研究会预防犯罪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专家咨询委员皮艺军教授认为:这个案件给我的启示,一个是程序上的公正,再一个就是社会敌意的缘起。

电站方面未批先建,违法在先,侵权在先,村民维权在后这是基本的逻辑。这个案件有程序违法后,引起了村民的反抗,引起社会敌意。

合法性包括当地村民的认可,政府的承诺和村民的诉求要统一起来,再大的工程不能是无法无天的,还是要强调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最高的公正。

第二个就是社会敌意,扫黑除恶本意是好的,但是地方上最容易把一个集体诉讼和集体维权放到黑社会的筐里面,你在强奸我的时候,我反抗把你脸抓伤了,你能告我伤害罪吗?村民去破坏他的工棚,那些东西是在村民的土地上建设,怎么能算破坏财产呢?

关于村民的身份,有的是村民,有的是打工的,但是黑社会组织一定是持续的从事违法活动,有固定的经济收益的、危害一方的,这些特征如果没有的话,扫黑岂不是成为打击对手的道具。像被告人李祖贻那几个被抓的人,其实他们都是属于仗义勇为的人。但是李祖贻这些人正好是代表了社会正义,而有关方面对这些社会正义采取了擒贼先擒王的策略,这是非常恶劣的,从司法裁判来说,对社会的道德风气,特别是公共道德是一种伤害。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铁章律师认为:第一,从本质上来讲本案有一个大是大非的判断;

第二,李祖贻比较有血性,不仅仅是维护自己小我的利益,而且是带领大家实现大家的利益,这是一种比较可贵的品质。

第三、关于《合同书》约定的内容,避免了一些字眼,比如租,租有期限的问题,他们当时动了一些心思,如果是租的话,以租代征,这是明显的违法。本质上来讲,电站建设占用的应该是农用地,如果不改变土地性质,不进行征用,那么建设水电站明显属于违建。另外,目前市场上最长的也就是商业住宅用地也就是70年,100年,显然超出了基本常识,这样的合同是违法的,是无效的。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博士生导师、刑事司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洪道德教授认为:驳回申诉通知书里面尤其涉黑,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个罪名从四个特征方方面面都做了分析,但是,分析的都很牵强,缺少常识和必要逻辑推理,难以站住脚。

中国律师观察网总编、中国政法大学兼职研究员、日本法政大学访问学者赵国君认为:综合研判,这个案子是很冤的。第一,首先在个人、个案上存在重大的法律上的瑕疵,第二,多年之后打黑明显有黑打的痕迹,非常仓促,非常拙劣,永州中院驳回申诉的通知书,我看了两遍,漏洞百出,甚至有情绪性的话在里面。关于四个特征里面的经济特征,黑社会犯罪的钱是有一定额度的,不是有钱就算数。这里面出现了2012年6月到湖南省政府非法上访,逼迫镇政府支付车费9000元,涉黑组织的资金里居然有政府财政的钱,从某种意义上是挺荒诞的事。存在明显的拼凑,事实上已经超越了法律范畴,是一个政治问题,他们把中央扫黑除恶的精神完全歪曲,凑数,凑政绩,恶意报复,显然是公权力的滥用。黑打现象屡屡发生,严重伤害了执政党的统治根基。   

水电站对于村子来说,在程序上是严重违法的,应该经过村民代表会议。如果公力救济管用的话,谁还用私力救济呢?但公力救济这个程序启动不了,按照自治法来说,李祖贻等人先应该呼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选代表,通过代表的途径改变合同,但这种会议在现实中组织不起来,于是出现了私力救济。

无论如何,基于中国基层政治的现实和法律意义上来说,李祖贻这些人,实际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批人。敢出来挑头,挑战违法乱纪现象,结果好人蒙冤,本来是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的受害者,然后二度受害、三度受害,最后成了被打击的对象,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刘计划教授认为:该案是扫黑除恶中拔高凑数的典型案例。就本案而言,新村村干部与钟河电站投资商代表李宗尉私签了违法合同,这个合同是不公平,是不公正的,内容很可笑!一个是补偿问题:水田补偿一万,旱田四千,还有两千和一千的,这是否符合占地补偿标准?另一个是期限问题:一百年,一个村委会竟然和投资商去签一百年以上的土地所谓转让也好,租借也好,这样一个合同,一百年的话,一年多少钱,发电之后,给每个村民一16块钱,16块钱能干什么?所以村民看到这样一个合同,不能接受,太正常了。所以不要简单地说村民去维权不应该,过激了,这样的指责太无端了。

二审裁定书很可笑,永州中院的,很厚,208页,如此判决有损中院的权威。为什么?前面177页,除了交代当事人上诉的情况,对一审判决事实证据进行重述;从177页到198页,说二审经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11页的评判,不公开进行审理,为什么不开庭审理?包括排非问题也是轻描淡写,重点放在了对当事人是否构成涉黑,重复一审的判决说辞,二审裁定书208页有什么实质的内容?从程序上,从实体结果上,永州中院所做的二审裁定书,包括驳回申诉的通知书都是非常简单化的,不能充分行使二审的权利,牺牲了上诉人的上诉权,使得二审完全形同虚设,二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极不负责任的。

第二个是经济特征,李祖贻他们维权自筹资金,谋取了什么经济利益?说逼迫镇政府支付车费现金多少钱,很荒诞,一个村民能够去逼迫一级政府去支付这些钱?颠倒是非。事实上是镇政府去做的这个工作,反而成了村民逼迫,几个老农可以逼迫一级政府?后面还有一个罪名,说法院不能开庭,把被告人释放了,很荒唐,一个县法院因为村民去维权,就不敢判了?就把人放了?判决书对事实的表述简直是很荒诞。

包括行为特征,说他们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称霸一方,这些帽子扣的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无视事实。危害性特征,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让群众产生恐惧恐慌心理,谁产生恐慌了?是那些官员恐慌了吧?阻碍了他们的利益。

对涉黑几个特征的分析完全是无视事实。涉黑显然是拔高凑数,为了实现所谓的政绩,牺牲了当事人的权利,而不是依法来扫黑除恶,这是有违中央扫黑除恶初衷的。

李祖贻还有其他的一些犯罪,这些罪名从二审的裁定书来看,每一个都很值得商榷。比如说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导致庭审无法正常进行,是这样的吗?很荒唐。一个国家审判机关因为几个村民,最后就不敢审了?就放了?法院如果是这样的话,真正的黑社会到法院闹一闹,人就放了,任何被告人去闹一闹都放了?

包括妨害公务,聚众斗殴,维权过程中有些行为可能是有所不当,可能要进行行政处罚,但是为了凑数,构成黑社会,网罗罪名十来个,有些发生在十几年前的事情,都处理完了,甚至三个农民被关了六个月,是不是构成了过度惩罚?

    湖南省民商法研究会理事、人民日报社《民生与法》周刊法律专家委员会委员温毅斌认为:一、这个电站建设《合同书》是07年6月15日签订的,属于民事协议。但是在签订的合同书里面,有两处是用到了征用,有一处用到了征收,无论是征收还是征用的主体都是国家机关,合同书上面写的征收征用肯定是错误的,是违法的。因为钟河水电站没有主体资格。因此这个合同不能定性为征收合同,也不能定性为征用合同,只能定性为承包合同,就是承包土地的流转。

    二、50亩土地里有几种性质的土地,有一种是农村的村民承包地,有一种是村民小组和村委会的预留地,预留地是可以发包给外村人承包的,村里面预留的集体土地可以发包给外村人,也可以发包给电站。但是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必须要本集体经济村民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没有这个同意,就不能签订合同,签订这个合同,就是无效的。但是从当事人提供的材料来看,没有看到有三分之二村民履行这个手续,所以这个合同就不能生效。如果村两委把集体的预留地私自用低价发包给村外的人,不经过公开的招标,不民主协商,公平合理,不通过开会,私自签了合同给人家用的话,这种合同是属于无效的,不生效的,是可以撤销的。

    三、50亩里面还有一部分土地,包括当事人叫李祖贻,是他自己的承包地,这个承包地第一轮承包是三十年,第二轮承包又是三十年,实际是六十年,现在要从李祖贻的手上取得这块土地,或者征收也好,征用也好,承包也好,你都必须得到李祖贻的同意,你要跟他本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或者拆迁补偿协议,没有他的同意,你就是侵犯了他的经营承包权。

村民委员会自治法里面也有一个规定,村里面大的事情,比如村里的集体土地预留地这样大的事情发包给村以外的人使用,也必须要经过三分之二的成员或者三门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的同意,而并不是说村两委的领导,村委会主任、副主任签字盖章,就有法律效力的,不是这么一个概念。民诉法119条的规定,私自签订这个合同,损害了村民的利益,村民要求确认这个合同无效。现在还可以起诉确定这个合同无效,为什么呢?因为确认合同无效是没有诉讼时效的,现在还可以撤销这个合同书,损失要求电站赔偿。

    目前,电站的行为是违法甚至犯罪在先,农民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推倒工棚就是维护我的财产所有权,因为你在我的土地上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去建工棚,我把你的推倒,是排除妨碍,不是私力救济的问题。我的土地,我的房子风可以进,雨可以进,但国王的军队不能进。

正是因为如此,双方发生纠纷,地方政府是站在非法甚至犯罪电站的那一边,导致村民只好采取过激的手段进行维权。都是因为政府偏向电站这一边,导致矛盾激发,导致村民去上访,堵塞交通,还发生了斗殴。像寻衅滋事罪,根据法院的经验,寻衅滋事罪,双方打架,两边都得判,但是他们当时去报案了,不立案,现在到了扫黑除恶就立案。

为了防止滥用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就明确规定了,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犯罪必须要满足四个前提,四个条件要同时满足。第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第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欺行霸市,但现在不是这种情况,他找政府,拿了几千块钱,还有集资去上访,第二条不符合。第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的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他没有欺压残害群众,他是一个被欺压者,他是为了维护群众的利益,为了维护村民的利益,而政府要支持电站欺压群众,所以他们才被逼奋起反抗,第三条不符合。第四条是有保护伞,现在李祖贻没有保护伞,而电站有保护伞。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了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而村民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与村民相对立的电站是动用了警车,还有有关方面的公务人员、公职人员去充当他们的保护伞。电站里有好几个是退休的副县长、联社的主任,他们是电站的股东,这是违法行为,严厉禁止党政干部经商,这是有明确规定的。

强迫交易罪是一个很大的罪名,李祖贻卖烟叶时,烟草站工作人员说500余斤烟叶“水份超标”,因此李祖贻烟草站收购员起了争执,坐在称上发生了一点纠纷,最终李祖贻还是把不合格的烟叶运回家晾晒,后面烟草站还是重新收购了李祖贻的烟叶。说构成了一个强迫交易罪,说不过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强迫交易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组织领导黑社会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要养一大帮人,要给他们发工资;强迫交易,要在某一个领域在一段时间长期这么搞。他只是卖了五百斤烤烟,发生点纠纷和口角,怎么就构成了强迫交易罪?

这几个罪是什么时候立案的,可以查一查,如果是零几年的事情,把剩饭翻出来炒,可以对立案通知书进行鉴定,是不是后面补的,如果是后面补的,就是故意制造假案。刑事案件的追诉期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过了追诉期,把旧案拿出来,把旧案堆到一起,弄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这就是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寻衅滋事罪也是一个口袋罪,前提必须是非法的,但现在所有的八九个罪名的前提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是弱势群体,没办法才去上访。与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犯罪有根本的区别,黑社会性质犯罪是欺行霸市,欺负群众,称霸一方,前提必须是违法犯罪的,但是现在的事实前提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地方政府对他进行打压,进行各种各样的侵害,他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去上访,上访也是合法的,国家也有上访条例,有什么过错,你们围追堵截,可能发生了一些纠纷,跟政府谈了一些条件,就被定为黑社会,是不恰当的。

    最关键的一点,黑社会性质犯罪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有保护伞,而本案农民没有保护伞。90年代以前的法律有一个硬性指标,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犯罪,为什么能欺压群众?就是有保护伞,必须有保护伞才构成犯罪,李祖贻没有保护伞,他被别人搞成这样,是典型的颠倒黑白。

北京市农村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英洪认为:这是将农民维权人为地扭曲为黑社会组织犯罪的一个典型案例。这样的话,所有的农民维权都是黑社会犯罪,四个方面的特征,农民维权肯定有几十人,原来集体群体上访很多,都属于黑社会组织,这样是严重违背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严重败坏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大方向,严重颠覆了国家治理的根基。

这个案件不但要从法律上去申诉,同时要从政治上去反映,可以向湖南省委政法,湖南省纪委,还有中央政法委和中央纪委反映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损害中央法治建设大政方针的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这是开了一个很恶劣的先例。

    中国乡村治理很多乱象,这个要引起中央高度重视。

这不但是个人的冤案,这是动摇国家治理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说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谓法院都要张贴这样一个标语,你落实了没有?有的地方政府为了维稳,严重侵犯农民基本的公民权益。国家治理的本质和核心,必须保护每个公民的权利,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定性方面,李祖贻案就是典型的将被侵害的农民为地打压成黑社会组织犯罪的一个恶劣的案例。

要把这个案子解决好,才能坚定建设法治国家的信心,如果这个案子不解决好,就会动摇每个人对法治国家的信心。

十八大以后,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明确建设法治中国,还出现本案这样的情况,很不应该。必须从政治上来强调这一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有时是不一致的,中央政府必须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制衡地方政府对老百姓利益的损害,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治理很难实现现代化。

凤凰周刊、中国民商杂志、三农电视台、民主与法制时报等多家媒体代表聆听了当事人陈述和专家意见。(胡勇)